同样是做玩具，索尼为何与任天堂截然不同？
玩具，作为任天堂的发家业务，对于这家公司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甚至在制作新进员工的导览手册时都不忘老本，2014年版手册就被设计成花扎纸牌的样式，超级怪手、室内发球机、爱情测试仪等脑洞颇大的产品，成为了介绍公司时的主要内容。而到了2015年，手册纸板封装上印刷着的老旧标签，也让人们回忆起了它们上世纪70年代的纸模生意。
自1889年山内房治郎成立任天堂以来，玩具就时不时的在其产品线中冒泡。即使到了现在，它们也一直试图结合玩具与电子游戏的乐趣，并鼓励玩家发现更多玩法。从五颜六色的扑克牌，到让人们又爱又恨的能量手套，再到近日公布的任天堂Labo，无不彰显着这群日本人对于玩具的执念。
你很难给Labo下一个切实的定义，它由瓦楞纸外设和对应的娱乐软件组成，可以说是配套于Switch的全新玩法。横井军平的教诲仍然影响着Labo的设计者们，基于过时技术的水平思考，这款产品无疑参考了本社在1974年推出的纸模“Paper Model”，考虑到乐高同样有一套相似且成熟的模式，该产品在立项之初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有趣的是，东洋小岛的另一侧，靠着通信和电子成长为商业巨鳄的索尼，对待玩具却有不同的看法。晶体管收音机、彩色映射管电视、以至于风靡全球的随身听，它们对于前卫技术的追求从未停息，这也促成了截然不同的业务模式。
或许很多玩家都不知道，就在任天堂Labo公布的一个多月前，索尼旗下恰好的也有一款结合了游戏和玩具的产品发售——Toio。
Toio看上去相当简单，基础套件由“圆环手柄”和两个豆腐块状的“小立方体”组成。与Joy-Con类似，圆环内置了加速传感器，具有一定的手势识别能力。接通蓝牙之后，小立方体就能随着玩家的手势进而旋转和移动了。
索尼在这些白色的塑料块中集成了不少元件和技术，有识别地标的图像传感器，也有能响应各种行为的AI程序。与游戏相似，通过插入对应的卡带，Toio能够实现爬行、碰撞、竞速等基础动作。除此之外，小立方体上方还有匹配乐高的接口，这相应也拓展了产品的可玩性。
考虑到三万日元的版本均价，以及极为少量的官方备货，幼教、智力开发机构、医院更有可能成为Toio的受众，它很难被视为完全面向消费市场的造物。然而，将产品定位小众群体，并对某个业务进行长期试水，似乎已经成为索尼未曾言明的一个习惯。即使玩具并非立业之本，也与核心业务素无瓜葛，但索尼依旧在它身上“浪费了”近20年时间。
满布荆棘的探索之路
1999年诞生的“机器狗AIBO”无疑是索尼探索玩具业务的伊始，它在当时也被视为一款划时代的产品。然而，自AIBO于2006年停产以后，该公司在玩具产业的布局却有着长达十年的断层，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众所周知，1994年发售的PS1主机让索尼得以在游戏产业中与任天堂分庭抗礼。与此同时，它们的图像传感器几乎独霸市场，而崭新的数码相机也打破了人们陈旧的理念，再加上电脑、电视等数码产品的热卖，索尼彼时在电子消费领域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
某种程度上，“特丽珑电视”和“Walkman随身听”奠定了索尼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基业。时代杂志在2016年将其列入“50个影响时代的设备”，它们即使在豪杰辈出的榜单中仍然身居高位，最终拿到了第二和第四名的好成绩。
索尼曾尝试着以“栅控彩色显影管”彩色电视冲击市场，但该类产品的良品率极低，高达四十万日元的开发成本也使其难以降低售价，最终仅卖出了13000台。
“彩色映射管”技术或许救了索尼一命，它使得民用彩电的量产成为了可能。搭载该技术的特丽珑电视首次亮相于1968年，当时正值公司的生死存亡之秋。好在特丽珑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推崇，独创技术加上较低的售价无疑是一记组合拳，消费者没有理由不买账，它最终也让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此之后，索尼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盛田昭夫以录音机为原型主导了Walkman的制作，并于1979年正式将其推向消费市场。这款便携随身听不仅卖出了2.5亿部，它甚至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印记。盛田昭夫在1992年10月受封英国爵士时，英国媒体纷纷开始以“随身听爵士”来称呼这位发明者。
不难发现，90年代末期的索尼几乎达到了全盛，盈余的资源让它们有能力开拓技术的附加可能，加上智能型机器人的相关技术时下已开始萌芽。于是，在1999年，一群天才工程师将人工智能应用到了宠物玩具身上，AIBO机器狗应运而生。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前后的经济衰退，以及公司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差点就毁掉了这个商业帝国。进入新世纪之后，“特丽珑电视”和“Walkman随身听”也面临着崩塌与溃败。
人们对于Walkman的逐渐消迹或许会有切身感受，MP3随身听悄无声息间就取代了它的地位，苹果的iPod更是借此机会走到了大街小巷。更小的体积、更大的存储空间，以及更方便的内容获取方式让它们成为了市场主流，Walkman因此日渐式微。
与此同时，索尼经营了多年的“彩色映射管”技术面临着巨大威胁。老牌日厂夏普将液晶技术用到电视上，与之兴起的还有三星和LG。排除电视画面优劣的主观因素，液晶的可视面积和能耗都要大大优于彩色映射管，低闪烁的特质，也符合现代人的护眼需求。
2002~2003年或许是一个关键节点，受到各方面影响，索尼财报中的巨额亏损在投资者之间造成了恐慌。它们的股价一度在48小时之内蒸发四分之一，散户们纷纷顺势抛售股票，这甚至波及了日本的所有科技企业。仅从电视业务来看，它们在2005年~2013年间就亏损了7620亿日元。
霍华德·斯金格紧急出任公司的CEO之后，无法持续盈利，并且难以扩充额外收入的机器狗成为了业务重组的绊脚石。于是，机器人QRIO、机器狗AIBO，豪华品牌QUALIA先后被砍，相关的玩具业务也就此告一段落。
斯金格的商业策略总体上偏差不大，在他的改革之下，索尼2007财年的净利润创下记录，这为2008年到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做好了准备。加上平井一夫上任后便以“One Sony”的理念推进架构重组，企业的财务状况时至今日已经有了好转。该公司2017财年的营业利润预期将同比提高210%，并创下20年来的最好成绩。
对于索尼来说，玩具业务的断层实属无可奈何。但你或许已经发现，一旦财务见长而有了“浪下去”的资本时，执拗的它们随即又冒出了回归跑道的想法。再加上近年来兴起的AI技术的聊骚，这似乎成为了祭出AIBO的最好时机。
2017年底，平井一夫抱着新型“机器狗”登上演讲台，同时宣布将从本土迈向全球市场。而这款产品背后所集成的，恰恰是一种结合玩具和人工智能的另类态度。
从人工智能到教育：不是玩具的玩具
第一代AIBO的售价高达25万日元，销售七年间共计出货15万只，确实谈不上有多成功。但即使如此，该产品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索尼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拓展几乎给所有科技企业上了一课，基于内置的AI程序，机器狗通过数十个驱动仿生了有血有肉的宠物。
相比“亚马逊Echo”这样更重视功能的AI设备，AIBO持有一种对立的、非功能性的交互逻辑。无论是尽量仿真的可动关节，还是程序预设的可爱动作，亦或是配套的AIBONE（骨头）外设，都并非偏执的去追求实际应用，而是利用情感来建立人与机器之间的纽带。
实际上，情感交互很早就获得了一部分日本民众的认同。
尽管AIBO停产之后就取消了维修服务，但持有该产品的家庭仍然对它怀揣着深厚的感情，将坏机器狗封存收藏的人数不胜数。许多用户都将AIBO看成家庭的一份子，由于不忍心将其当作电子垃圾废弃，千叶县甚至在2014年时还举办过一场机器狗的集体葬礼。
机缘巧合之下，由索尼原雇员乘松伸幸创办的“A･FUN 〜匠工房〜”开始变得小有名气起来。乘松伸幸花4个月时间搞清了AIBO的结构和设计，并开始为停止售后的AIBO提供维修服务。当人们得知该消息后，全国各地登门请求治疗“宠物狗”的主人排起了长队。
不难发现，AIBO所刻画的并非玩具本身，它背后的附加价值或许更为重要，这个思路也延续到了索尼后续的产品中。继人工智能之后，它们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领域——STEM教育。
STEM是科学（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的英文名词首字母缩写，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从业者试图将它们与娱乐结合，这也促生出一批与众不同的玩具形式。笼统来看，之前提到的Labo和Toio都与这个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2016年，索尼就曾打造过名为Koov的STEM玩具。它的造型与多面积木相似，该产品可以组装拼合，从而展开不同的造型。不过除了这些传统元素之外，Koov还包含许多“高科技”元件。声音、光学、触摸和加速度传感器，驱动模组运动的伺服电机，背后甚至还有一整套编程系统。
考虑到上手难度，与其说是编程系统，倒不如说是预设模块的排列。传感器和电机的行为都是写死的，孩子们只需弄清楚先后顺序，并填写方向、转速、时间等变量就能由浅入深的了解编程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探索行为能够直接让积木“活起来”，这无疑在教育的同时也带来了乐趣。
不过，无论是AIBO还是STEM玩具，索尼对于实验性产品的探索反而太一根筋——即便它们已经失败了多次。
机器狗的重启暂且按下不表，Koov的市场表现应该早已敲响警钟。它在日亚的评论量不过两位数，而天猫旗舰店的官方备货加起来仅为4套，产品的月销量同样只有50套，市场表现何其惨淡。在此基础上，索尼仍然执拗的将资源投入到Toio的研发中。纯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难以在短期内产生太多价值。
然而，索尼的“死磕态度”和对前沿技术的追求，恰恰是该公司立足70余年来的魅力之一。或许反而是这种“技术宅”式的偏执，才促使它们甘愿追求那些稀奇古怪的造物，最终促成了与任天堂截然不同的商业策略。
不妨从该公司的VR业务中发掘一些信息，自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虚拟现实浪潮开始，只有索尼的产品线贯穿了整段历史。而它们对待沉浸式体验的追求，随着技术的发展也逐渐勾勒出了雏形。
虚拟现实：偏执的技术追求
VR在90年代的火热程度无需赘述，翻看那个时期的杂志，你就能找到不少与之相关的头图与彩页。在1993年时，澳大利亚媒体Hyper甚至还大篇幅的对“成人VR”进行了探讨和展望。为了扩充自身优势，并进一步占有消费市场，世嘉、任天堂、索尼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有着兴起势头的头戴设备。
美国电子游戏杂志（Electronic Games）当时刊载了这么一则消息：
“世嘉VR的售价为200美元，比专业设备动辄数千美元的价格便宜非常多。世嘉VR仍然采用限量生产，可以通过控制器控制虚拟世界，向左向右，变化高度，或在虚拟世界发射导弹等。”
世嘉最终成功打造了该产品的大型机版本Sega VR-1，不过，该公司的目的是将设备浓缩为家用产品，并将成本控制在200美元以内，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到了1994年，它们迫于压力只能取消开发计划，只留下了一台原型机和未能发售的四款游戏。
与之相似的是，任天堂基于Virtual Boy的一场豪赌，无疑也成为了横井军平任职期间的黑历史。原本都开始筹划退休计划的横井，却在看到Reflection公司的“面部微型显示器”时深受触动，并认为这门技术有望改变任天堂的整体方向。他在多年之后的自传中提到了当时的想法：“如果电视屏幕已经到了极限，那3D岂不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Virtual Boy从1995年贩售开始就遭遇了滑铁卢，该产品在正式销售期间共计卖出77万台，其中日本本土仅为14万台。这导致任天堂在此后的多年中一直将VR视为禁忌，随即再也没有触碰过这个领域。
有趣的是，执拗的索尼似乎没有被时下的市场影响，它们考虑到电车通勤族的需求，将产品定位稍加变动，隔年便推出了偏向“观影”的头戴设备Glasstron，认为它在面向白领时有着开阔的前景。
不过，第一代产品仅搭载了两块18万像素的LCD屏，它所能提供的体验可想而知。尽管索尼在1996~1998年之间先后对Glasstron进行了四次迭代，但1998年出品的Glasstron PLM-S700也只是将清晰度提高了到155万像素而已，再加上58000日元的最低入手门槛，无人问津之下，公司每个月只敢备货500台设备。
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Glasstron的失败在索尼看来似乎无足轻重。它们在2011年卷土重来，开始谋划新一代头显HMZ的制作。新终端的理念仍与Glasstron保持一致，它引入了两片720P的OLED显示器，当时的主要卖点为“如同在20米的距离上观看750英寸的巨型银幕”。
该产品的缺点仍然十分明显，电子元件的堆积导致设备很重，佩戴起来不太舒适，纱窗效应在低分辨率下相当严重，人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像素网格。由于总体效果相比等价电视有所差距，老牌媒体CNET只给出了6.7分（满分10分）的总评。
HMZ在推出后的两年间同样经过了数次迭代，中途甚至还尝试着改变产品定位，逐步优化设备的游戏功能。但即便如此，对比Glasstron的大跳水，HMZ的销量也只是从一变成了十。索尼针对头戴设备的探索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即使如此，这还是没能打消索尼研究沉浸式体验的念头。2015年时，公司的高层决定将HMZ的开发资源全部投入到Project Morpheus（墨菲斯计划）中。时任项目工程师的Anton Mikhailov略带自嘲的表示，他着手研发相关产品已有三年，Oculus当时甚至还未创立。
如今我们知道，墨菲斯计划最终成为了PS VR的前身。虽然PS VR算不上是一款成功的产品，但在市场和资本纷纷退潮之后，索尼至少开拓了一个百万用户的社群。从零到一、从一到十，再从十到百万，索尼的VR业务在追求技术的逆境中匪夷所思的挖掘出了道路。
偏执的追求未必能取得成功，仅从它们打造的产品来看，移动电视LocationFreeTV，集成DVD刻录机、录像机，电视调谐器、PS2的PSX都因无视需求或错误的市场预估而付出了惨痛代价。不过，“索尼式探索”对于世人的启发绝不仅仅只是无用的谈资。即使某件器物看起来像破铜烂铁，但在匠人的擦拭下，它仍然有可能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