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技术能够带来世界和平吗？

　　一些研究者认为，虚拟现实（VR）技术能够为参与者提供对全球灾难的沉浸式体验，唤起他们的同情心，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好。也有一些研究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同情，而是正义的行动（以下内容来自国外网站haaretz.com，由VR次元团队编译）：

　　你站在叙利亚的一条街上，突然听到爆炸声，周围血肉横飞，你急忙寻找掩体。你在加沙遇到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她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攻击中失去了儿子。你在尼泊尔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一起呆了几个小时，看她如何试图在地震后重建生活。你和洛杉矶的流浪汉在一起。你是一个黑人。你是一个正在遭受性攻击的女人。然后你脱掉你的VR眼罩，回到现实世界。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人权组织认为，VR技术可以拯救世界，或者至少可以改善世界。

　　近年来，已经有几十个VR项目让观众（更准确地说是参与者）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密的方式获得某种体验。研究者称，这种亲密体验增强了人的同情心。如果我们通过VR技术将一个人带到叙利亚的战争现场，他会觉得，如果他真的身临其境，他会对它更加关心。如果我们把一个白人放在一个黑人的身体里，他会变得更少一些种族主义。

　　 VR电影制作公司Within董事兼CE0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称，VR是一个“同情机器”。米尔克是VR领域的杰出创作者之一，被《Varigy》杂志称为“VR大师”。2015年，他与联合国合作，制作了VR电影《Clouds Over Sidra》，该片讲述了约旦难民营一个12岁叙利亚女孩的生活。佩戴VR眼罩的观众以360度的视角观看到难民营的情景。米尔克认为，当我们和这个女孩一同“坐”在她的房间里，而不是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她，我们对她的处境感同身受，更加深切地同情她。

　　联合国在科威特为叙利亚进行的一次筹款活动中播放了《Clouds Over Sidra》。让工作人员感到吃惊的是，这次筹款活动筹集到38亿美元，几乎是预期筹款额的两倍，比上一年多了12亿美元。此后，联合国为一个名为UNVR的项目制作了更多的VR纪录片，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全球受灾地区的认识。

　　如果你拥有VR眼罩，你可以下载和观看《Beyond the Lake》、《Waves of Grace》和《Ground Beneath Her》等VR影片。《Beyond the Lake》讲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难民的生活；《Waves of Grace》讲述了埃博拉病毒受害国利比里亚一位妇女努力生存的事迹；《Ground Beneath Her》讲述的是尼泊尔2015年地震后的情景。

　　去年三月，联合国UNVR项目另一部VR影片《My Mother’s Wing》在特拉维夫当代艺术中心上映。这部影片将参与者带到加沙，亲眼目睹巴勒斯坦的一位母亲在“保护边缘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以色列2014年夏天发动的一场战争——影响下的生活。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还利用VR技术争取到更多的捐助者。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在观看了关于叙利亚内战的VR纪录片后，捐助者的人道主义捐款增加了16％。上个月，米尔克在一个TED会议上向1200名观众介绍了他的VR短片。米尔克称，这次会议的观众数量之多创下VR历史之最。

　　英国BBC也在上个月推出了VR短片《我们等待》（We Wait），该片讲述一群叙利亚难民坐着一个摇摇欲坠的橡皮艇穿越地中海进入欧洲的事迹。VR领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者是纪录片导演Nonny de laPeña。Nonny de laPeña是“沉浸式新闻”的先驱。2012年，他制作了VR影片《洛杉矶的饥饿者》（Hunger in Los Angeles），重现了一个饥民在排长队等待赈灾食物派发，最后不堪忍受而晕倒的真实故事。

与巴勒斯坦巫师交谈

　　与艺术家不同，研究VR对人类大脑和行为的影响的科学家承认，VR虽然有可能导致人的行为的长期变化，但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是漫长的。

　　位于以色列荷兹利亚(Herzliya)的研究机构跨领域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er）的高级虚拟实验室（Advanced Virtuality Lab ）的多伦·弗里德曼（Doron Friedman）博士与贝阿特丽丝·哈斯勒（Béatrice Hasler）博士一起研究了VR体验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他们开发了一个VR项目，该项目让用户会见一个叫做Jamil的巴勒斯坦巫师，并与他谈话。他们对一组参与者进行了一个操作：当他们坐下来和Jamil的化身交谈时，Jamil开始模仿他们的肢体语言。弗里德曼和哈斯勒发现，该组的成员对Jamil表现出的同情比其他组的成员更多。然而，研究发现，参与者对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弗里德曼认为，这个结果表明，VR能够唤起基本的同情，但不足以产生普遍的影响。

　　另一类试图唤起同情的VR项目允许参与者以虚拟方式进入另一个人的躯体，并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观看世界。这些项目的创造者认为，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即使持续时间较短），能够增加对这个人的同情。

　　弗里德曼解释说，VR能够唤起幻觉，使人的大脑认为那个虚拟的化身是我们自己。这种幻觉被称为“身体所有权（body ownership）”。

　　即使我们知道它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视觉和感官体验也比这个认识更强有力。

　　他补充说，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经验影响大脑中基本的非理性反应机制，如恐惧和脉率，这种反应机制会创造一种你就是别人的错觉。“这是一个事实：我在虚拟世界中看到我的身体，我命令我的手移动，它确实移动了。这就够了。”他说。

　　弗里德曼说，研究表明，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这种经验会立即产生心理影响。如果我们被置于某种类型的人的身体，我们将容易表现出这类人的行为模式。“第二代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把一个成年人放进一个孩子的身体，他的行为将更加“幼稚”。如果我们把某人放入一个音乐家的身体，他能更快地学会敲鼓。

　　除此之外，研究表明VR可以影响人们潜意识中的种族主义倾向，当白人被“投入”黑人化身时，他们潜意识中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偏见立即变弱。

　　一个月前，最著名的VR研究者之一、巴塞罗那大学教授梅尔·斯莱特（Mel Slater）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斯莱特教授研究了通过定期强化VR参与者的虚拟“身体所有权”，是否会导致参与者行为的永久性改变。斯莱特的研究表明，潜意识中种族主义的弱化在实验后至少一个星期内仍然存在，并且随着更多的强化训练而增强。

需要的是正义而非同情

　　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持不同意见。纽约大学讲师罗伯特·杨（Robert Young）认为，大部分的VR项目唤起的同情心是不可靠的。罗伯特表示，一个人原来没有同情心，直到戴上VR眼罩五分钟后才有，这种假设令人尴尬。

　　罗伯特引用了《当代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这项研究考查了一个以贫困人群的生活为题材的游戏是否确实增加了游戏玩家对穷人的同情。 研究表明，这个游戏实际上降低了游戏玩家对穷人的同情，因为大多数玩家得出这样的结论：贫穷是由于人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不是命运所致。

　　即使有些VR项目确实能够增加人类的同情，同情就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吗？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同情也可能带来坏的结果，它可以变成愤世嫉俗的政治家手中的工具。 

　　政治家们知道如何利用同情这种情绪，并根据他们的政治目的来利用它。这样的例子不少。 在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希望引起美国人对移民更深的反感，于是他在竞选演讲中谈到一个叫“凯特（Kate）”（他从来没有透露她的姓氏）的年轻女子，该女子在旧金山被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谋杀。

　　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Rane Willerslev和Nils Ole Bubandt提出了一个叫“策略同情（tactical empathy）”的术语，以说明同情在道德上的矛盾：它允许一个人更好地认识他人，同时它也增加了这个人伤害他人的机会。

　　还有一些反对者认为，VR不是让用户体验他人的生活，相反，它是一个自恋的工具，甚至是一个种族主义工具，当一个白人进入一个黑人的身体，他感到的是一种宣泄。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正义，而不是同情。”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新媒体理论家和现代文化教授Wendy H.K. Chun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VR会议上说。

　　Wendy H.K. Chun解释说，当一个白人进入黑人的身体，他把这个化身变成一个必须征服的对象。根据她的说法，VR不会带来世界真正需要的政治行动。或者正如她所说，“如果你穿上了别人的鞋子……你就夺走了他们的鞋子。”

　　转自：VR次元